在张学良将军的生命旅程中，北平虽非关键节点，却亲历了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关键抉择。那晚，这座古城目睹了一桩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亦见证了一个改变张学良命运轨迹的决定性时刻。
近期，有关那一晚少帅究竟是在鲜鱼口还是大栅栏的北京某剧院观赏戏曲，诸多文章众说纷纭，激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于是，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与记录。
一
北京媒体人孟醒称：浮世阅史文中记载，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了马君武的两首诗《哀沈阳》：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似乎坐实了张学良夜与胡蝶舞。的传闻。
而马君武
“在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的夜晚，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一场浩劫般的攻势，沿途肆虐，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东北三省的民众顿时陷入了极度的苦难与煎熬。与此同时，东北军的最高指挥官张学良将军，却正与著名影星胡蝶在北平的六国饭店翩翩起舞……”
又有媒体跟进报道，胡蝶与张学良自跳舞相识之后，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张学良赠予胡蝶十万元巨款”等消息亦随之流传。
实际上，日本散布关于张学良的谣言。。胡蝶回忆晚年，我曾感慨万分：“世间的荒唐之事，果然繁多。记得‘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我正与明星公司的摄影团队逗留在天津，未曾踏足北平半步……而当我为了拍摄《自由之花》抵达北平之时，距‘九一八’事变已过去大约一周。未曾想到，这次旅程竟会成为一段无端的公案。”
《自由之花》描绘了小凤仙与蔡锷的传奇爱情故事，其中穿插着袁世凯与日本势力暗中勾结的惊心动魄一幕。而策划胡蝶与张学良的“绯闻”，实乃一石二鸟之计。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册，系由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执笔编撰。洪钫所著《九一八事变之际的张学良》一文，详尽揭示了该事件的始末经过。
彼时，洪钫伴随张学良将军于北平履职，据此所载，理应可信。
自五月二十八日起，张学良不幸患上重症感冒，随即入住协和医院接受治疗。直至九月上旬，病情方才得到控制，病愈出院。然而，由于身体过度虚弱，他仍需在协和医院继续休养。
“九月十八日夜间，张学良夫妇于凤至与赵四小姐前门外中和剧院观看中梅兰芳在演绎京剧《宇宙锋》的过程中，忽然接到其随从副官的报告，称沈阳方面有紧急的长途电话到来。张学良闻言即刻返回协和医院，并迅速接通了荣臻的电话。
台湾学者近日透露，曾担任张学良副官并在台湾供职多年的经历，亦为人所熟知。何世礼在日记的记载中，如此描绘：“九一八”事变那晚，张学良正陪伴着何世礼的父亲。何东爵士正观赏戏曲，然至半场之际，突接电报一封。张学良阅毕，未及与何东辞行，便急匆匆离场，此后便再无现身。彼时何东心中略感不悦，以为张学良有失礼仪。翌日，于报纸上目睹日军发动沈阳事变的报道，方始领悟其离去之由。
最近笔者读《盛成回忆录》201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版在该章节中，特别提及了“‘九一八’事变之夜偶遇张学良”的相关记载：
“九一八”这个日子，我走进了位于北京前门外大街鲜鱼口内的华乐戏院（解放后更名为大众剧场，今称天乐园），准备一睹其风采。褚民谊沦为汉奸后，他投身于戏台生涯。褚某身为南京行政院的秘书长，却未在南京履行职责，反而辗转至北平登台献艺，请柬随之而至。张继（身为国民党元老，现任国府委员及华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手中，张继盛成，时任张继的秘书，再次拨通了我的电话，随后，我们一同前往。
今日，褚民谊演绎的是《空城计》中的角色，而扮演诸葛亮的则是他的得力秘书。张学良戏院旁包厢。正当我们沉浸在戏剧情节中时，东北突然传来了紧急电报。原来，张学良下令严禁任何人进入他的包厢，因此送电报的人只得将电报送到我们这里。张继让我询问具体情况，来人告知这是一封来自东北的紧急电报。我轻敲了几下张继的门，门却未应声而开。戏终人散后，我对张学良说：“汉卿，有一封紧急电报需要您过目。”张继接过电报，神色显得焦急，随即匆匆离去。
这三个表述存在诸多差异。首先，差异之一在于观看戏剧的具体地点；其次，差异之二涉及张学良的离场时间，是中途离席还是直至剧终才离开？洪钫据传，张学良在接到电话后即刻赶往协和医院。何东观至半场，突接电报，张学良览毕，未及与何东辞行，便急速离场。盛成戏幕落下之际，他对张道：“汉卿，你有一份紧急电报需要查看。”张学良接过电报，神色顿时显得焦虑，随即匆匆离去。
洪钫当时并未身临其境，事后方得知此事，而盛成的回忆则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细节。首先，那场看戏的地点并非洪钫记忆中的中和剧院，而是位于前门外鲜鱼口的华乐戏院，也就是今日的大众剧场。其次，那晚并非梅兰芳的演出，而是由票友褚民谊主演的戏码，这一点颇具特殊性，因为褚民谊既是票友，又是显赫高官，其公开彩唱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者，张继与盛成同场观戏，当时张继身为国府委员，并兼任华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而盛成刚刚成为他的秘书，陪同他听戏，这样的经历自然令他印象深刻。
当前市面上涌现的回忆录数量虽多，然而其可信度却呈现下滑趋势。盛成身为战地记者的经历，曾在台湾大学担任教职，随后又成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教授，盛成在回忆录中所描绘的细节、人物、地点以及历史场景，均与史实高度契合。尽管在口述这本回忆录时，盛成已年过八九十岁，记忆或许有所偏差，然而其中所披露的诸多细节，却又与历史事实相吻合，这些都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然而，关于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当晚的行踪，依据何世礼的日记与盛成的回忆录，我们大体能够推断他当时正于观赏戏剧。不过，关于他看戏的确切地点，是位于前门外大街鲜鱼口内的华乐戏院（后更名为大众剧场，今名天乐园），抑或是大栅栏的中和剧院，相关记载间存在显著差异。
二
张学良在北平原因：中计。日本人的“调虎离山”策略。
1930年9月20日，张学良应蒋介石之邀，肩负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的重任，踏入关内。翌年4月1日，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张学良进驻北平，执掌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初抵北平之际，张学良对东北局势尚存忧虑。他原本计划将三分之二的时间驻守沈阳，剩余三分之一的时间则留驻平津。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他牢牢束缚在华北，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他未曾返回东北一步。
突发事件为日本人所策划。石友三叛乱迫使这位刚履新任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在京津地区挑起一场内战，从而迫使其将东北军的主力调往关内，进而导致东北地区兵力空虚。
果然，在1931年7月10日至7月22日这一时段内，张学良陆续从东北调遣了11.5万精兵入驻平津，与前已入关的部队相加，总兵力达到了13万，从而对石友三部构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如同泰山压顶，不可动摇。
距“九一八”不到两个月。主帅主力皆缺席，后方薄弱日军侵略战争始于这一时期。
张学良晚年多次强调“九一八”。东北之事如此重大，我未能透彻理解日本的情况……未曾料想日本竟敢如此行事……”
误判形势，未能洞察日本的真实意图。对此，他并非毫无认知，正因洞悉其事，内心的痛苦愈发深沉。因此，自1931年起，直至他生命终结，张学良的日记每卷的开篇日期皆定于9月18日，而“九一八”事变成为了他一生难以磨灭的痛楚。
三
9月18日，张学良将军拨通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的电话。荣臻请致电了解详细信息。荣臻同志报告称：“驻扎于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于今晚十时左右突然袭击了我方北大营，并以我方炸毁其柳条沟铁轨为由进行诬陷，现正向省会发起进攻。我方已严格按照蒋主席的铣电指示，决定不予还击。”
所谓“铣电”，实则指蒋介石于8月16日发给张学良的电报内容。电报中明确指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国应坚决采取不抵抗策略，力求避免冲突。吾兄切勿因一时之气，而将国家民族大义置之脑后。”此电报曾明确要求东北各军事长官共同遵照执行。
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击者证言，“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曾亲自与南京方面进行通话。他迅速召集了顾问。特纳即刻指令欧美各国驻平的记者们，要求他们迅速通知，并组织一场紧急的记者招待会。与此同时，张学良紧急召集……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诸位重要将领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应对策略，直至次日凌晨方才结束。那晚，张学良几乎未能休息。待记者招待会圆满落幕，他才得以回到病房中稍作休息，养精蓄锐。
19日凌晨，张学良紧急召集了东北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其中主要涵盖……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这些名字，无不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时代印记。应首先促使国际联盟施压，迫使日本撤军，之后再商讨其他事宜。否则，此举恐将影响均等原则的贯彻实施。
逾二日，张学良邀平津名流。李石曾、胡适、周作民、曹汝霖、陆宗舆东北外交委员会成员及其他27位代表共同召开会议，就东北问题进行深入磋商。与会者普遍认同应依托国联，并服从“中央”的指挥。
23日，张学良再派万福麟、鲍文樾在南京与蒋介石会面之际，蒋介石对万、鲍二人叮嘱道：“你们返程后，务必转告张学良，今后他的一切行动均需遵从我的指示，切不可擅自决断。务必忍耐屈辱，肩负起大局为重的重任。”
“不抵抗”三字，犹如魔咒，亦似沉重的十字架，长久地压在张学良的肩头。直至西安事变爆发，直至全面抗战的硝烟弥漫，张学良在民众心中的形象才得以扭转，摆脱了过往的负面印象。
1990年，历经59载岁月，近九十高龄的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坦陈，自己当年的判断失误。当时，他坚信战争并非符合日本之利益，相信日本政府不会赞同对华出兵，认为这场事件仅是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少数野心家所为。基于此一判断，他确信日本政府定会遏制关东军的侵略行径；若其麾下的东北军能够避免冲突，选择不抵抗，那么便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若张学良能够及时洞察日军所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并非寻常事件，而是意图吞并整个东北的野心，或许他将会作出截然不同的抉择。然而，他最初的判断显然存在偏差。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张学良身处北平，而非沈阳。身处异地，这无疑阻碍了他对形势作出精准的判断。张学良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充分的理由，回忆起1928年所遭遇的那场更为严峻的危机。
彼年6月，日本军人河本大作于皇姑屯策划了一场爆炸事件，图谋杀害其父，意图趁乱掌控东北。年终之际，他力主东北易帜，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在此过程中，他也屡遭日本人的各种挑衅。面对这两次空前的危机，河本大作均凭借其机智与果断，成功化解了潜在的危险。
“九一八”事变彼时，他未曾料到日本竟敢公然动用武力侵占东北，而他本希望如往常那般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怀揣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料，这却导致了东北地区的迅速沦陷，酿成了一场国家的大劫难。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采访时回忆道：“那时我正身处北京，正于医院中静养。病情已有所好转。恰逢那天，我邀请了英国大使一同前往观赏梅兰芳先生的戏曲表演。听闻此事后，我即刻返回家中，下达了指令。然而，对于具体情况，我并不明了，因而当时的我……（此处声音模糊，作者注），亟待查明真相。”（《张学良亲述：揭开历史之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5页）张学良坦言，正是他“重返家园发号施令”，然而遗憾的是，关于“命令”的具体内容，在关键环节却听得并不清晰。
在张学良的自传《杂忆随感漫录》中，他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大约在十点三十分左右，有人前来报告，沈阳方面有长途电话接入，荣参谋长希望与我交谈，事态紧急。我遂立即告别蓝公使，匆匆返回。荣参谋长告知我，一支大约中队的日本铁道守备队正对我北大营的营团开火，而日本附属地的驻军亦开始集结行动。我叮嘱他……切戒我军勿乱动速即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联络，与日方高级将领进行交涉，以制止其行为。交涉者应随即前往日本林总领事处进行进一步交涉。待天明之后，除了向政府汇报并请示指示外，我方将派遣代表前往日本北平使馆，与矢野代办进行交涉。对方回应称，对此事并不了解详情。
张学良叮嘱荣臻务必“严令我军切勿擅自行动”，实则传达了“不抵抗”的明确旨意。
若张学良试图推卸责任，随着事态的持续蔓延，他将难以逃脱事实的追责。著名史学家杨天石《找寻蒋介石》（华文出版社出版）分析：
张学良与荣臻在通话之际，事态初露端倪，张学良仅知晓“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对我北大营营团发起射击”。然而，随着事态的急剧演变，日军迅速占领了营口、长春等众多东北城市，其侵略野心已昭然若揭。尽管如此，张学良依旧坚决主张“不抵抗”的立场。
“刚闻日军有向哈埠进发的消息，若此情报确凿，请酌情应对。若日军未对我军施加压力，我方应保持冷静；若日军对我军施加压力，该部应立即避免冲突，暂退至安全区域，确保安全无忧。”（《张学良文选》，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497页）此电虽未明言“不抵抗”，其内容实则与“不抵抗”立场如出一辙。
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在电话中向张学良进行请示之际，张学良起初误以为情况仅属“寻常”，可轻描淡写地予以解决。然而，此时距“事变”已过去五日，张学良依旧未曾有任何调整“不抵抗主义”立场的表示，这显然已非简单的判断失误所能解释。
“鉴于近日日本对锦州的进攻，按理应当进行防御，然而鉴于目前政府尚无明确的方针，我们自无法坚守锦州，应当考虑将军队撤回关内。”张学良文集，第556页。
随后，蒋介石辞去职务，返回故里。25日，南京国民政府向张学良发出电令，要求他——竭力抵抗在此背景下，东北军虽曾与日军发生过冲突，然而，最终还是于1932年1月2日无奈放弃锦州，撤退至关内地区。
不久，蒋介石重返政坛。同年六月，汪精卫、宋子文等人士自南京启程飞抵北平，与国联调查团进行了会晤。19日，汪精卫与宋子文共同会见张学良，力劝张学良在山海关一带对日军发起所谓的“小规模抗战”。然而，遭张学良断然拒绝张学良回忆道：“在首次会面之际，我出示了蒋委员长亲笔书写的信函，其大意是汪院长此次前来平地，旨在就日军事问题与我进行商讨。”
对于张学良而言，无论日军是否施展调虎离山之计，只要他遵从蒋介石的命令，必将执行不抵抗的政策。东北三省的沦陷并非因张学良是否身处东北而有所差异，此点只能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当夜以及随后数日里张学良的处境。首先，服从蒋介石的指挥，其次，则是抱持着对国际联盟介入的幻想。然而，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而言，“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激发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其后果不仅深刻地重塑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而且对东亚乃至全球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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